提到竹梆，现在许多上了六十岁的老人可能还能忆起儿时进入梦乡的梆声：“梆！梆梆！”这就是打更，三声就是三更。

　　在没有钟表的年代，打更主要是报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凡千人居住以上的集镇，都有打更的更夫，不过因地域和空气湿度的不同，打更的工具也有所不同，在电影里我们看到过敲锣的、打木鱼的，还有打竹板、木棒的，但益阳是竹文化之乡，长期以来一直打的是竹梆。

　　打竹梆更，老益阳城区和外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竹梆的形状就与外地有些不同，益阳竹梆分实空两节，不像外地全是空音。

　　再者，敲打的形式也不同，外地多为挂在腰间敲打，而益阳则是举在臂膀上敲打，自然益阳打更的要比外地复杂费力，这大概与益阳人口集中的“大码头”有关吧，故此弄得打更的都规矩讲究一些（如下图）。

　　其实、益阳打更自清末大码头水运文化崛起以来就有了很高的规格和要求，这除了当时大码头商铺林立，各行各业云集有很高的业务工作要求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外国人就在益阳定居，具体讲就是挪威人在老益阳有一系列的教堂、慈善会、救济会、医院、学校等，他们教堂有钟、部门有自鸣钟、身上有怀表，这也就对时间准确性有了很高的要求。

　　再加上益阳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的缘故，就连寺庙的钟声也要抢到与教堂钟声同步，并比他们更加宏亮久远。

　　因此、益阳人对更夫的素质要求，从外表形象、装扮乃至装备都要高出外地一筹，比如装备；外地人一般多为灯笼、蓑衣斗笠，腰挂单音竹梆或锣，家中计时的也多为漏壶（滴水计时的瓷壶）或燃香。

　　而益阳则在光绪六年就开始使用马灯，那时益阳的马灯行业就已经相当发达完善了，到处有修理和配置的店铺，泊在大码头河中船只的桅杆上几乎都是马灯，更夫下雨天的穿戴也不是蓑衣斗笠，而是雨衣，自然所敲的竹梆也是搁在臂膀上的双音梆，最先进的则还是家里计时的工具是真空透明玻璃沙漏，这是不受天气和温度影响的精确计时器。

　　只有一样却比外地原始古老，那就是下雨天脚上穿的，自到解放后始终都是木屐，这大概与老益阳的麻石街面能发出“可可”的声响有关，这声响本身就是一种平安的报告。

　　更夫报时巡夜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挑选和确定更夫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其标准甚至不亚于地方挑选行政首长。

　　首先，须具备有很高的社会责任心和敬业尽职的品德，如报时不准确或漏报，这对许多行业都是有影响的，那时大码头的老板们都是雇了伙计和收学徒的，许多行业开工上火都是以更夫的报时为准，如益阳人常说的“杀猪打豆腐”，益阳十大小吃，和尚早课，学子读书赶考等，大多都是要四五更起床功课的，报时早了和迟了，不是老板吃亏就是伙计吃亏，如果漏报，则是要误大事的，因此,责任心与品德为第一重要。

　　其次，年龄也是一个大问题，年轻人瞌睡大，打更是一个颠倒昼夜的工作，显然不适宜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但年纪大了也不行，因打更除了报时外，还有一个“巡夜”的功用，夜晚遇到抢劫或强盗，没把力气和灵敏的身材也不行，因此，最好是在45岁至55岁之间，并且是单身汉最好，也免得夜晚进出弄得家人睡不好。

　　好在老益阳那时多这样的单身汉，一是上游闯码头来益阳定居的汉子，二是那时当兵多有逃回来、且队伍被打散或解散、改编不再追究的人，这些人多是年轻时家运不好，耽误了成家、但晚年又需要安定的人。

　　但这种人在老益阳城都是传说有武功和点打的人，这大概和老益阳人惩恶扬善的心愿有关吧，不然不会在鳏夫身上恶搞的。

　　再次，更夫还必须是一个老诚稳重、并且胆大的人，至少嘴巴要稳，更夫常年巡夜，俗话说，“夜路走多了，难免遇上鬼”，这个所谓的“鬼”，就是更夫夜间难免遇上一些男女苟且或其它不法的事情，尤其是那时男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不能自由恋爱的环境里，男女偷情的事情多有发生，自然，这也是更夫最容易遇到或撞破的事情，这种境遇，更夫最好是用自己的品格和操守处置，或装聋作哑，或严格批评甚至还教训打骂，但切忌传说和搬弄是非，因更夫的话是很有份量的，这大概也与更夫要经常在法堂上作证有关，如遇到凶杀、盗窃的现场，大多是更夫首先发现并报的案，自然也是第一证明人，在老百姓的眼里，在大堂上讲话都要作数的人自然是说话有份量的。因此，更夫的言行操守是很重要的人品，打更本身就是扬善，如果嘴巴不注意“隐恶”，非但善行不保，还会弄得自身难保，白天睡不好觉。

　　综上所述，老益阳一个更夫的综合素质要求，不亚于今天西方国家对总统人品的要求。

　　但更夫虽然素质要求高，毕竟还是打更巡夜，这里就专说说老益阳打更的过程：头更（晚7——9点），又叫一更、起更，这个头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更，所谓“关门戌时”，是决定各商业店铺关门的时辰，自然也存在迟早伙计或老板吃亏的事情，因此要求准时，但由于冬夏昼夜不同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判断的时辰，头更确定了，自然由沙漏可以确定以后的五更时间，但头更是怎么确定的呢？

　　这里，就只有以鸡进笼的时间和更夫观颜察色的经验作为判断了，所谓“进门观颜色”，对常人来讲，是客人观察主人的脸色，但对更夫来讲，却切切实实是观察时间的判断，比如算盘粒模糊成一块板，神龛上的字迹看不清等，那这个时间就可定为起更了，有经验的老更夫对时间的判断，往往不会误差标准时间的2分钟。

　　起更，在老益阳城是一个很热闹的场景：当更夫的叫街声响起之后，白鹿寺撞的晚钟、安息会拉的铃钟，清真寺敲的金钟，交相回应，如果此时长沙班轮船赶回港，也拉响汽笛响应合鸣，因此，起更，在老益阳城是一件很热闹且壮观的景象。

　　当然，最好确定的便是五更，所谓“鸡叫五更”，这是一个比标准时间还自然公平的时间，这一更打完，打更人也就可以回家歇息了，这也可算中国最早的8小时工作制，也是更夫对时间判断的一种特殊本领。但头更只喊不打，这也是城区人多能接触和看清更夫真实面孔和轻装上阵的时段，至于所喊的内容无非是一个永恒的“公益广告”：天干物燥，防火防盗。

　　进入二更才是打竹梆，即一慢一快和一慢三快便报明是几更，比如五更便是一慢四快等，但三更却是格外不同，传说子时正是阳门关、鬼门开的时辰，各种冤鬼、恶鬼都在此时出来讨债索冤，此也是现今西方医学研究极容易死人的时辰，因此，此更特别重要，既是半夜三更的时节，也是更夫代表城隍巡街的更次，更夫除了竹梆之外，还要打锣，谓之曰“鸣锣开道”！口中还念念有词；“城隍正神，当值巡城，千千猛将，万万雄兵，冤魂野鬼，不得扰民，铁索钢刀，法不饶情”！随后，在竹梆声后，一锤破锣，余音回响半天。更夫嘴里念的这些词语，也许没人听到，但这一声破锣却准确无误的告知了全城是半夜三更。

　　当年我就一直不解：为什么三更打的全是破锣，后来问老更夫，解释竟然是；落水鬼、生产鬼和吊死鬼最怕金属声音，破锣能使她们心惊胆颤！原来打更竟源起于早期的巫术！

　　前面说了，益阳竹梆和外地不同，除空音之外还有一节实音，这就是老益阳城区的精确报时了，我们都知道，一个更次就是今天的两个小时，但过去的老益阳城区分两个更区，上游是接龙堤至临兴街，下游是临兴街至东门口，如上游从接龙堤三堡走到临兴街，至少就要半个时辰，如果这时还按开始的时间打更，那至少就会相差半个时辰，这样也是会误许多人事情的，那时，益阳的“洋船”客运已经很发达，长沙班、西湖班、公安班、常德班都是五更后起航，因此，益阳的更声还发明了“刻”的概念，“一刻”就是半个小时，比如四更了，再听到三声清脆的实挷声，那就是告知为四更三刻了，就从这一点，也可见当年“大码头”的气派与繁华。

　　但这种因水运文化崛起的大码头繁华，终因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发展而成为过去，就具体打更而言，则是广播与钟表业的普及、尤其是闹钟的普及而彻底消逝，老益阳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取缔的，那时人们都组织起来大炼钢铁，吃伙食团，赶英超美实现共产主义，都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了，还要什么打更的？

　　于是，益阳最后一位打更人戴爹也就因此失业，戴爹生的牛高马大，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听说在旧社会当过汪伪集团的兵，故未被“合营”到单位，文革期间摆水果瓜子摊了此残生。

　　廻响千年的益阳更梆声消逝了······

　　但、在那漫长的冬夜，在那漫长而又寂静的老麻石街面，一盏温暖的灯火从街的另一头慢慢移来：“梆！——梆！梆！梆！”，竹报平安，这竹梆声走街穿巷，进入人们的耳膜，进入每一个沉睡人的梦乡，听到这梆声，婴儿拱入怀中嘬着母奶，孩童发出了喃喃的梦呓，老人打出了均匀的鼾声，而多数成年人则发出了平稳而又安详的鼻吸，夜，安静而又神秘，伴随着这平静淡然生活气息的还有那远山斑鸠唱的那首永恒而又古老的歌：“咕咕！咕咕！······”

　　这种曾在老益阳城经过拥有的场景，现今一张照片、一块麻石、一扇老门窗甚至一句老腔调，都容易把人拉回逝去的回忆中去，可这种平静的夜晚，这样安宁的街道，这样美妙而又自然环境，除了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怀念和不眠的沉思外，我们还能拥有和回得去吗？